河南佛教文化品牌培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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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在中华文明进化和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始终引领着华夏文明走向和文化发展方向，老庄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理学文化、周易文化、佛教文化等传统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在中华文明进化和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始终引领着华夏文明走向和文化发展方向，老庄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理学文化、周易文化、佛教文化等传统元典思想均发源于中原地区。在河南文化的圣殿中，佛教文化无疑是一支亮丽的奇葩，在河南文化遗产资源中占有特殊地位。 一、河南佛教文化的发展 河南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也是禅宗的诞生地，有着极其丰厚的佛教文化资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河南文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文化；没有河南佛教，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站在21世纪回望河南乃至中国历史，其中辉煌的一章就是河南的佛教文化；站在21世纪前瞻中国文化未来，不能不重新审视和评价河南佛教的历史地位。 佛教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是多维度、综合性、深层次的，并不仅局限在宗教信仰层面。佛教是河南省历史上信众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教，以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寺为基地的佛教崇拜中心，至今在河南人民心中拥有深厚的信仰基础，长期“范铸”着中原人群体性格，早已内化于民族心理之中。当前实现中部崛起、让中原更出彩，我们应当汲取包括佛教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及中原文化的伟大复兴。 1.中国佛教文化滥觞于河南 佛法东来，究在何时，学界通常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西域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来华，他们在洛阳广译《阿含部》和《般若部》教典，译出了首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同时传播禅定法，标志着印度佛教正式传入中原，为佛教初传汉地之时。“永平求法”标志着中国正式有寺院、有佛像和经典译出的开始，从此佛教获得官方认可，开始在中国内地(首在洛阳地区)传播。其传播途径是经由西域诸国(主要是大月氏国)，然后沿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原洛阳地区的。我们之所以把这段时间定为中国汉传佛教之始，主要是因为从这一时期起，佛教在中国真正成了一种“教”，有了宗教所以为宗教的最基本的元素——经文教义，即于洛阳白马寺译出的首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正如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所说：“佛教不是而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一直是僧人的佛法。因佛寺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integration)，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2 宗教文化，以独特方式诠释着中原文化的厚重。印度佛教最先传入河南，河南创造了许多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使河南拥有丰富的佛教“根文化”资源。比如，中国汉传佛教第一座寺庙是洛阳白马寺；禅宗祖庭是登封少林寺；禹州人朱士行是中国第一个汉僧，也是中国第一个西天取经人；佛典的传译方面则更为显著，如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和第一部汉译戒律《僧祗戒心》均译于洛阳白马寺，其他如大乘、小乘、禅法、阿毗昙摩等佛教经典，历史上均在河南产生了首译本。唐宋时期，东都洛阳和汴京均为国际大都市，河南佛教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远播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地区。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佛教中的“佛、法、僧”根本三宝皆首先在中原大地“具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亚佛教源于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更是滥觞于河南佛教。 2.河南佛教的历史演进 佛教传入汉地后，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僧伽最初只是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并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很多僧人都是以神僧的面目出现，其所宣传的也并不是印度佛教的原貌，而是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后的省欲去奢、仁慈好施、孝敬父母之类思想，并且吸收了两汉黄老道家思想。可以说，汉地佛教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华化佛教”。汉地佛经之祖《四十二章经》中就有很多“华化”的表现，它所宣扬的是经过中国固有伦理道德价值观改造后的佛教基本理论。 从白马寺兴建至东汉末年，佛教寺院仅仅分布在洛阳一带，还没有在其他地方产生，并且数量有限，主要为来华众僧传法译经提供住所。东汉末年，白马寺遭遇兵火洗劫。在三国时期，白马寺得到恢复，并继续发挥作用。 魏晋南北朝是个动乱频仍的年代，兵燹蜂起，社会动荡，佛教却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既得益于其理论的不断中国化，也得益于中外高僧们的努力。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其间虽然发生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禁佛事件，但总体来看，北朝历代帝王大都扶植佛教，特别注重发挥佛图澄等异域高僧的“名僧效应”，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以维护统治。诚如著名史学家钱穆所说：“我们若论社会秩序与政治制度，魏晋南北朝一段，诚然可说是中国史上一个中衰期。若论学术思想方面的勇猛精进，与创辟新天地的精神，这一时期，非但较之西汉不见逊色，而且犹有过之。那时一般高僧们的人格与精力，眼光与胸襟，较之两汉儒生，实在超出远甚。我们纯从文化史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演进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并没有中衰。”[2]148 隋唐时期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佛教寺院建造仍是隋唐五代建筑活动中一个重要部分，河南出现了许多新的寺院。唐末藩镇割据及五代离乱，洛阳、安阳等地佛寺遭到严重破坏，佛教寺院失去了繁荣景象。唐武宗会昌灭佛后，至五代时期八大宗派渐失传，只有以少林寺为祖庭的禅宗发展独大，逐渐形成“五家七宗”。 北宋官方积极利用佛教为赵宋政权服务，宋初诸帝尤其是太祖太宗对佛教推崇有加。据《佛祖统纪》等史籍载，宋朝刚建立的第一年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就度童行八千人，并下诏诸路，要求修复后周世宗时所废毁的寺院，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宋太宗奉佛，西域、天竺僧人携带经文来汉地者络绎不绝，中外佛教交流复现盛况。他还积极赞助佛经翻译事业，下诏在东京(今开封)设立译经院，恢复了唐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已久的佛经翻译事业。这一时期东京佛教寺院数量达到顶峰，并且形成了众多名扬天下的佛寺，如大相国寺、佑国寺(今铁塔公园)、繁塔等。 元朝统治者种族歧视思想严重，以原南宋为主的汉人社会地位低下。忽必烈尊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天下所有佛教徒。终元之世，历朝都以喇嘛为帝师。帝师不仅是喇嘛教和西藏地方政权的领袖，也是全国佛教的首脑。蒙古人打压汉传佛教的政策，致使中原佛教走向衰败。 明清以降，随着封建社会体制的衰落，佛教文化也呈现世俗化、形式化、鬼神化的特点，僧人理论水平和社会地位低下，甚至流于风水堪舆、亡人超度，佛寺也在形式上逐渐走向没落。明清的帝王对佛教多采取限制措施，佛教寺院的发展空间受到巨大约束。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河南佛教亦逐渐式微。随着佛教文化中心的南移，河南佛教消融于汉地佛教大氛围中，没有更多的特色，佛教寺院的建造活动也基本停滞了[3]。 二、河南佛教文化资源的价值评估 1.佛教寺院历史文化价值 河南的佛教寺院大都历史久远，传承有序，不仅历史考古意义重大，而且它还体现了河南历史的延续性，见证了河南佛教的发展，如白马寺、少林寺。可以说，佛教寺院就为我们观察河南历史文化的沿革痕迹与趋势走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视角。此外，如果再从文化学中的宗教文化、建筑文化、艺术文化、民众文化等诸多方面去考察，从中可以开采挖掘的宝藏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科学考察价值之大，自是不言而喻。 2.艺术审美价值 宗教往往需要利用艺术来使人们更好地感悟其教义的真理，或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艺术与宗教有一种内在的亲近基础。佛教寺院作为宗教文化形态之一，作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形式之一，必然要采用、选择并创新各种风格来对外适应环境变迁的需要，对内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比如，奉先寺卢舍那佛为我国佛教石刻艺术的典范之作,“龙门二十品”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少林寺古朴大方的木质建筑，结构繁而不冗，存有从唐太宗李世民御书少林十三棍僧功德碑及至清朝乾隆皇帝夜宿少林时题诗的碑廊内，大都是唐宋以来的著名原始碑刻。河南省佛教寺院资源中众多古建筑、山水园林、佛像石刻均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其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突出的艺术性上。比如，淅川香严寺内墙上的巨幅壁画，将四大天王、三仙圣母等20 尊神像融为一体，是中原地区保存完好的最大壁画，有很高的艺术和欣赏价值。另外，奉先寺佛教造像出现了极为少见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这种造像构图别致，线条流畅，设色考究，保存完好，对研究我国佛教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都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3]。 3.旅游开发价值 河南省佛教寺院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体现在其旅游功能上。河南省佛教寺院资源数量多、品位高、历史悠久、特色突出、内涵丰富，可以充分满足人们访古探幽、考察研究、陶冶情操、欣赏艺术、增长知识的愿望，对游客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而且河南省的佛教寺院资源分布的地域性强、丰度高、密度大、组合度好，区位和交通条件优良，可开发性强。特别是河南省佛教寺院资源内造像迥异的佛像、历史悠久的石柱、珍贵难得的原始碑刻，是研究河南乃至中原地区历史文化、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的重要宝库，可以陶冶人们的艺术情操，增强游客的文化修养，旅游开发价值十分珍贵。少林寺碑刻是开发书法、佛教文化等专题旅游产品的优良资源，对于日本、东南亚等汉唐文化圈国家的爱好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国际市场前景良好[3]。 三、河南佛教文化品牌培育的对策与建议 河南佛教文化沉淀深厚，源远流长，博大沉雄，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原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特质。笔者认为，河南佛教旅游文化品牌培育的关键在于提升河南佛教文化的整体品位和保护面貌，实施佛教文化精品工程和重大文化项目，培养具有中原佛教特质的文化品牌；同时，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把思路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转变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通过不断的文化交流和深层次的挖掘，促使佛教文化凸显现代价值，提高河南佛教的世界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可持续发展。 1.立足于文化品牌战略，打造新的增长极 在经济实践中，增长极可以利用优越的发展条件，整合资源要素，快速和大量地吸纳区域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主体，由增长极向外围地区扩散并由此带动腹地经济发展。增长极在旅游规划与开发中的应用在于利用优势旅游资源，将潜在的经济效益现实化，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河南旅游的发展，虽然近年来旅游文化中的焦作现象和栾川模式使河南的山水自然景观游有了新突破，但从全国来说河南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并不占优势。但是，河南拥有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中原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使其拥有许多占垄断地位的人文旅游资源，尤其显著的是佛教稀有文化资源在河南文化旅游资源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将此类资源进行深入挖掘，立足于培育文化品牌战略，开发具有中原特色的佛教寺院旅游产品将会在河南宗教旅游中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这一潜在增长极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对河南旅游乃至整个中原经济区发展都有重大意义[3]。 2.以文化精品工程为带动，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首先，产业决定发展，经济的崛起必须有产业的强力支撑，产业的振兴必须有项目的持续拉动。项目建设是吸引社会资源，尤其是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有效载体，是经济工作的第一抓手。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重大招商项目建设为契机，加快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充分发挥重点项目建设的龙头作用，集中力量报送一批“国字号”和影响力大的重大建设项目，争取更多的建设资金，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佛教文化旅游又好又快、健康持续发展。 其次，酒香也怕巷子深，要促进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还要在打造出高质量的旅游产品的基础上，加大推介力度，采取多种宣传手段扩大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影响。当前除少林寺、白马寺等知名寺院外，河南省部分佛教主题文化景区管理、开发相对滞后，景区硬件配套和基础设施亟待改善。我们建议，应加大对佛教主题文化景区的硬件投入，修建完善景区内游客中心、公厕、指示牌、触摸屏、垃圾箱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河南佛教文化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推进主题景区的精细化管理进程。 第三，实施文化精品工程，打造特色实景演艺精品节目。近年来，很多著名旅游景区都依托特色文化打造实景演艺节目，如登封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开封的“大宋东京梦华”、洛阳的“天下洛阳”、濮阳的“水秀”等大型实景演艺，均是利用技术手段对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进行现代化的阐释和解读，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河南佛教文化资源底蕴丰富，应该深入挖潜，开发出更多如登封《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一样的大型佛教文化实景演艺，突出佛教文化品牌不同于普通商业旅游品牌的特质，增强观赏性与生动性，提升旅游文化品位与佛教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形成融文化、演艺、旅游于一体的文化产业格局。 3.分层别类，探索佛教寺院旅游分层次开发模式 佛教寺院旅游产品的市场如果根据动机来细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寺院观光产品：观赏寺院建筑、雕塑；第二层面是寺院祈福市场：求签、许愿；第三层面是信徒市场：禅修、拜佛、皈依。应对这三个层面的市场需求，佛教寺院旅游可以开发四大类的产品：一是观光产品：寺院建筑、盛事；二是祈福产品：求签许愿；三是禅修产品：讲经、度假；四是养生产品：禅茶、佛教音乐。在分析河南佛教寺院资源旅游开发现状和佛教寺院资源如何向旅游产品转化的基础上，探索分层次开发模式，使河南佛教寺院旅游形成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开发系统。 这三层模式，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的产品依次从观赏性向体验性延伸，从静态向动态发展，从游客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过渡，逐次深入地调动游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第三层次是前两个层次的扩展和延伸，通过与其他旅游产品相结合而增加旅游产品的多样性、扩大吸引力[3]。 4.区域内资源协同开发，精心打造旅游线路 基于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的实际状况，精心设计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必须在各种文化旅游资源的联合开发上下功夫。河南省所拥有的一些佛教寺院旅游资源地处偏远，分布扩散，如果单纯开发佛教寺院旅游项目未免给人以单薄之感，吸引力也不会太大，即使是作为增长极的资源如果所开展的旅游项目过于单一，其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旅游资源的突出特点就是多分布于自然环境较为优美的地区，且很多佛教寺院旅游资源还与其他人文旅游资源交错分布，如果将佛教寺院旅游资源与当地风景类或其他人文旅游资源进行联合，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开展旅游项目，则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将大大提高。打造佛教文化旅游线路时，可以与本地其他类型旅游景区联合开发旅游线路，也可以就近与本地其他佛教文化旅游景区联合起来开辟专门的佛教文化旅游线路。 比如在商丘市，可以为佛教文化旅游爱好者开辟佛教文化旅游专线，把商丘的开元寺、八关斋、观音寺、白云寺等连接起来；也可以和其他类型的景区结合起来，综合设计诸如“火神台、开元寺、八关斋、商丘古城、观音寺等”一日游这样的旅游路线。因为，部分专家和佛教信众可能会对佛教文化旅游专线感兴趣，但对于一般游者来讲，他们则更希望领略更为多样、更为丰富的文化旅游内容[4]。 5.创新佛教文化旅游产品，探寻河南佛教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 目前，河南部分地区的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仅仅局限于一般游客的佛教观光游、庙会游以及信众、香客的拜佛游这一层次，而要想提高层次、品位，还得在丰富旅游内容、创新旅游产品上下功夫。为此，就要在现有开发的基础上，深挖资源的文化内涵，根据各地佛教文化资源的具体情况，开发诸如佛教生活体验游、佛教养生游、佛教艺术研修游、佛教节庆游等旅游项目。让旅游者能够在浴佛、食斋、放生、参与法会等活动中亲身体验佛教生活；在学习佛家养生理念、饮食之道、佛教气功、修心养性法门的过程中领略、汲取佛教养生精华；在观览佛教建筑、塑像、匾额、碑刻等资源时开展艺术欣赏、研习活动；在参与佛教庆典、庙会等的过程中享受旅游的快乐。目前，河南各地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中，这些向深广度发展的新的文化旅游项目还远未得到开发，都尚存较大的开发空间[4]。 四、结语 当今世界，以基督教为圭皋的西方文明在全球强势传播，弘扬和培育民族文化，增强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形势严峻。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可以在广建孔子学院的同时，也像唐宋辉煌时期一样对外输出包括佛教文明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全面传播中国文化。佛教历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在中国两千年的传播史就是不断本土化、中国化并追求“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早已内化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佛教文化研究，打造现代佛教文化品牌，无疑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四个自信”的重要方面。 河南是中国佛教的发祥地，河南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东亚佛教的“根”都在河南。千百年来，佛教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并范铸着中原人内向而克制、静观而善思、封闭而含蓄的群体性格特征，源远流长的河南佛教是极佳的中原特色文化资源。提升中原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助推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的嬗变，亟须打造河南佛教文化品牌，并对河南佛教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和有效开发。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在中华文明进化和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始终引领着华夏文明走向和文化发展方向，老庄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理学文化、周易文化、佛教文化等传统元典思想均发源于中原地区。在河南文化的圣殿中，佛教文化无疑是一支亮丽的奇葩，在河南文化遗产资源中占有特殊地位。 一、河南佛教文化的发展 河南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也是禅宗的诞生地，有着极其丰厚的佛教文化资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河南文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文化；没有河南佛教，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站在21世纪回望河南乃至中国历史，其中辉煌的一章就是河南的佛教文化；站在21世纪前瞻中国文化未来，不能不重新审视和评价河南佛教的历史地位。 佛教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是多维度、综合性、深层次的，并不仅局限在宗教信仰层面。佛教是河南省历史上信众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教，以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寺为基地的佛教崇拜中心，至今在河南人民心中拥有深厚的信仰基础，长期“范铸”着中原人群体性格，早已内化于民族心理之中。当前实现中部崛起、让中原更出彩，我们应当汲取包括佛教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及中原文化的伟大复兴。 1.中国佛教文化滥觞于河南 佛法东来，究在何时，学界通常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西域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来华，他们在洛阳广译《阿含部》和《般若部》教典，译出了首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同时传播禅定法，标志着印度佛教正式传入中原，为佛教初传汉地之时。“永平求法”标志着中国正式有寺院、有佛像和经典译出的开始，从此佛教获得官方认可，开始在中国内地(首在洛阳地区)传播。其传播途径是经由西域诸国(主要是大月氏国)，然后沿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原洛阳地区的。我们之所以把这段时间定为中国汉传佛教之始，主要是因为从这一时期起，佛教在中国真正成了一种“教”，有了宗教所以为宗教的最基本的元素——经文教义，即于洛阳白马寺译出的首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正如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所说：“佛教不是而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一直是僧人的佛法。因佛寺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integration)，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2 宗教文化，以独特方式诠释着中原文化的厚重。印度佛教最先传入河南，河南创造了许多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使河南拥有丰富的佛教“根文化”资源。比如，中国汉传佛教第一座寺庙是洛阳白马寺；禅宗祖庭是登封少林寺；禹州人朱士行是中国第一个汉僧，也是中国第一个西天取经人；佛典的传译方面则更为显著，如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和第一部汉译戒律《僧祗戒心》均译于洛阳白马寺，其他如大乘、小乘、禅法、阿毗昙摩等佛教经典，历史上均在河南产生了首译本。唐宋时期，东都洛阳和汴京均为国际大都市，河南佛教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远播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地区。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佛教中的“佛、法、僧”根本三宝皆首先在中原大地“具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亚佛教源于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更是滥觞于河南佛教。 2.河南佛教的历史演进 佛教传入汉地后，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僧伽最初只是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并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很多僧人都是以神僧的面目出现，其所宣传的也并不是印度佛教的原貌，而是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后的省欲去奢、仁慈好施、孝敬父母之类思想，并且吸收了两汉黄老道家思想。可以说，汉地佛教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华化佛教”。汉地佛经之祖《四十二章经》中就有很多“华化”的表现，它所宣扬的是经过中国固有伦理道德价值观改造后的佛教基本理论。 从白马寺兴建至东汉末年，佛教寺院仅仅分布在洛阳一带，还没有在其他地方产生，并且数量有限，主要为来华众僧传法译经提供住所。东汉末年，白马寺遭遇兵火洗劫。在三国时期，白马寺得到恢复，并继续发挥作用。 魏晋南北朝是个动乱频仍的年代，兵燹蜂起，社会动荡，佛教却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既得益于其理论的不断中国化，也得益于中外高僧们的努力。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其间虽然发生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禁佛事件，但总体来看，北朝历代帝王大都扶植佛教，特别注重发挥佛图澄等异域高僧的“名僧效应”，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以维护统治。诚如著名史学家钱穆所说：“我们若论社会秩序与政治制度，魏晋南北朝一段，诚然可说是中国史上一个中衰期。若论学术思想方面的勇猛精进，与创辟新天地的精神，这一时期，非但较之西汉不见逊色，而且犹有过之。那时一般高僧们的人格与精力，眼光与胸襟，较之两汉儒生，实在超出远甚。我们纯从文化史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演进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并没有中衰。”[2]148 隋唐时期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佛教寺院建造仍是隋唐五代建筑活动中一个重要部分，河南出现了许多新的寺院。唐末藩镇割据及五代离乱，洛阳、安阳等地佛寺遭到严重破坏，佛教寺院失去了繁荣景象。唐武宗会昌灭佛后，至五代时期八大宗派渐失传，只有以少林寺为祖庭的禅宗发展独大，逐渐形成“五家七宗”。 北宋官方积极利用佛教为赵宋政权服务，宋初诸帝尤其是太祖太宗对佛教推崇有加。据《佛祖统纪》等史籍载，宋朝刚建立的第一年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就度童行八千人，并下诏诸路，要求修复后周世宗时所废毁的寺院，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宋太宗奉佛，西域、天竺僧人携带经文来汉地者络绎不绝，中外佛教交流复现盛况。他还积极赞助佛经翻译事业，下诏在东京(今开封)设立译经院，恢复了唐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已久的佛经翻译事业。这一时期东京佛教寺院数量达到顶峰，并且形成了众多名扬天下的佛寺，如大相国寺、佑国寺(今铁塔公园)、繁塔等。 元朝统治者种族歧视思想严重，以原南宋为主的汉人社会地位低下。忽必烈尊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天下所有佛教徒。终元之世，历朝都以喇嘛为帝师。帝师不仅是喇嘛教和西藏地方政权的领袖，也是全国佛教的首脑。蒙古人打压汉传佛教的政策，致使中原佛教走向衰败。 明清以降，随着封建社会体制的衰落，佛教文化也呈现世俗化、形式化、鬼神化的特点，僧人理论水平和社会地位低下，甚至流于风水堪舆、亡人超度，佛寺也在形式上逐渐走向没落。明清的帝王对佛教多采取限制措施，佛教寺院的发展空间受到巨大约束。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河南佛教亦逐渐式微。随着佛教文化中心的南移，河南佛教消融于汉地佛教大氛围中，没有更多的特色，佛教寺院的建造活动也基本停滞了[3]。 二、河南佛教文化资源的价值评估 1.佛教寺院历史文化价值 河南的佛教寺院大都历史久远，传承有序，不仅历史考古意义重大，而且它还体现了河南历史的延续性，见证了河南佛教的发展，如白马寺、少林寺。可以说，佛教寺院就为我们观察河南历史文化的沿革痕迹与趋势走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视角。此外，如果再从文化学中的宗教文化、建筑文化、艺术文化、民众文化等诸多方面去考察，从中可以开采挖掘的宝藏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科学考察价值之大，自是不言而喻。 2.艺术审美价值 宗教往往需要利用艺术来使人们更好地感悟其教义的真理，或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艺术与宗教有一种内在的亲近基础。佛教寺院作为宗教文化形态之一，作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形式之一，必然要采用、选择并创新各种风格来对外适应环境变迁的需要，对内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比如，奉先寺卢舍那佛为我国佛教石刻艺术的典范之作,“龙门二十品”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少林寺古朴大方的木质建筑，结构繁而不冗，存有从唐太宗李世民御书少林十三棍僧功德碑及至清朝乾隆皇帝夜宿少林时题诗的碑廊内，大都是唐宋以来的著名原始碑刻。河南省佛教寺院资源中众多古建筑、山水园林、佛像石刻均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其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突出的艺术性上。比如，淅川香严寺内墙上的巨幅壁画，将四大天王、三仙圣母等20 尊神像融为一体，是中原地区保存完好的最大壁画，有很高的艺术和欣赏价值。另外，奉先寺佛教造像出现了极为少见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这种造像构图别致，线条流畅，设色考究，保存完好，对研究我国佛教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都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3]。 3.旅游开发价值 河南省佛教寺院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体现在其旅游功能上。河南省佛教寺院资源数量多、品位高、历史悠久、特色突出、内涵丰富，可以充分满足人们访古探幽、考察研究、陶冶情操、欣赏艺术、增长知识的愿望，对游客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而且河南省的佛教寺院资源分布的地域性强、丰度高、密度大、组合度好，区位和交通条件优良，可开发性强。特别是河南省佛教寺院资源内造像迥异的佛像、历史悠久的石柱、珍贵难得的原始碑刻，是研究河南乃至中原地区历史文化、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的重要宝库，可以陶冶人们的艺术情操，增强游客的文化修养，旅游开发价值十分珍贵。少林寺碑刻是开发书法、佛教文化等专题旅游产品的优良资源，对于日本、东南亚等汉唐文化圈国家的爱好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国际市场前景良好[3]。 三、河南佛教文化品牌培育的对策与建议 河南佛教文化沉淀深厚，源远流长，博大沉雄，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原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特质。笔者认为，河南佛教旅游文化品牌培育的关键在于提升河南佛教文化的整体品位和保护面貌，实施佛教文化精品工程和重大文化项目，培养具有中原佛教特质的文化品牌；同时，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把思路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转变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通过不断的文化交流和深层次的挖掘，促使佛教文化凸显现代价值，提高河南佛教的世界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可持续发展。 1.立足于文化品牌战略，打造新的增长极 在经济实践中，增长极可以利用优越的发展条件，整合资源要素，快速和大量地吸纳区域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主体，由增长极向外围地区扩散并由此带动腹地经济发展。增长极在旅游规划与开发中的应用在于利用优势旅游资源，将潜在的经济效益现实化，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河南旅游的发展，虽然近年来旅游文化中的焦作现象和栾川模式使河南的山水自然景观游有了新突破，但从全国来说河南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并不占优势。但是，河南拥有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中原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使其拥有许多占垄断地位的人文旅游资源，尤其显著的是佛教稀有文化资源在河南文化旅游资源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将此类资源进行深入挖掘，立足于培育文化品牌战略，开发具有中原特色的佛教寺院旅游产品将会在河南宗教旅游中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这一潜在增长极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对河南旅游乃至整个中原经济区发展都有重大意义[3]。 2.以文化精品工程为带动，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首先，产业决定发展，经济的崛起必须有产业的强力支撑，产业的振兴必须有项目的持续拉动。项目建设是吸引社会资源，尤其是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有效载体，是经济工作的第一抓手。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重大招商项目建设为契机，加快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充分发挥重点项目建设的龙头作用，集中力量报送一批“国字号”和影响力大的重大建设项目，争取更多的建设资金，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佛教文化旅游又好又快、健康持续发展。 其次，酒香也怕巷子深，要促进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还要在打造出高质量的旅游产品的基础上，加大推介力度，采取多种宣传手段扩大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影响。当前除少林寺、白马寺等知名寺院外，河南省部分佛教主题文化景区管理、开发相对滞后，景区硬件配套和基础设施亟待改善。我们建议，应加大对佛教主题文化景区的硬件投入，修建完善景区内游客中心、公厕、指示牌、触摸屏、垃圾箱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河南佛教文化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推进主题景区的精细化管理进程。 第三，实施文化精品工程，打造特色实景演艺精品节目。近年来，很多著名旅游景区都依托特色文化打造实景演艺节目，如登封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开封的“大宋东京梦华”、洛阳的“天下洛阳”、濮阳的“水秀”等大型实景演艺，均是利用技术手段对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进行现代化的阐释和解读，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河南佛教文化资源底蕴丰富，应该深入挖潜，开发出更多如登封《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一样的大型佛教文化实景演艺，突出佛教文化品牌不同于普通商业旅游品牌的特质，增强观赏性与生动性，提升旅游文化品位与佛教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形成融文化、演艺、旅游于一体的文化产业格局。 3.分层别类，探索佛教寺院旅游分层次开发模式 佛教寺院旅游产品的市场如果根据动机来细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寺院观光产品：观赏寺院建筑、雕塑；第二层面是寺院祈福市场：求签、许愿；第三层面是信徒市场：禅修、拜佛、皈依。应对这三个层面的市场需求，佛教寺院旅游可以开发四大类的产品：一是观光产品：寺院建筑、盛事；二是祈福产品：求签许愿；三是禅修产品：讲经、度假；四是养生产品：禅茶、佛教音乐。在分析河南佛教寺院资源旅游开发现状和佛教寺院资源如何向旅游产品转化的基础上，探索分层次开发模式，使河南佛教寺院旅游形成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开发系统。 这三层模式，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的产品依次从观赏性向体验性延伸，从静态向动态发展，从游客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过渡，逐次深入地调动游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第三层次是前两个层次的扩展和延伸，通过与其他旅游产品相结合而增加旅游产品的多样性、扩大吸引力[3]。 4.区域内资源协同开发，精心打造旅游线路 基于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的实际状况，精心设计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必须在各种文化旅游资源的联合开发上下功夫。河南省所拥有的一些佛教寺院旅游资源地处偏远，分布扩散，如果单纯开发佛教寺院旅游项目未免给人以单薄之感，吸引力也不会太大，即使是作为增长极的资源如果所开展的旅游项目过于单一，其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旅游资源的突出特点就是多分布于自然环境较为优美的地区，且很多佛教寺院旅游资源还与其他人文旅游资源交错分布，如果将佛教寺院旅游资源与当地风景类或其他人文旅游资源进行联合，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开展旅游项目，则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将大大提高。打造佛教文化旅游线路时，可以与本地其他类型旅游景区联合开发旅游线路，也可以就近与本地其他佛教文化旅游景区联合起来开辟专门的佛教文化旅游线路。 比如在商丘市，可以为佛教文化旅游爱好者开辟佛教文化旅游专线，把商丘的开元寺、八关斋、观音寺、白云寺等连接起来；也可以和其他类型的景区结合起来，综合设计诸如“火神台、开元寺、八关斋、商丘古城、观音寺等”一日游这样的旅游路线。因为，部分专家和佛教信众可能会对佛教文化旅游专线感兴趣，但对于一般游者来讲，他们则更希望领略更为多样、更为丰富的文化旅游内容[4]。 5.创新佛教文化旅游产品，探寻河南佛教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 目前，河南部分地区的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仅仅局限于一般游客的佛教观光游、庙会游以及信众、香客的拜佛游这一层次，而要想提高层次、品位，还得在丰富旅游内容、创新旅游产品上下功夫。为此，就要在现有开发的基础上，深挖资源的文化内涵，根据各地佛教文化资源的具体情况，开发诸如佛教生活体验游、佛教养生游、佛教艺术研修游、佛教节庆游等旅游项目。让旅游者能够在浴佛、食斋、放生、参与法会等活动中亲身体验佛教生活；在学习佛家养生理念、饮食之道、佛教气功、修心养性法门的过程中领略、汲取佛教养生精华；在观览佛教建筑、塑像、匾额、碑刻等资源时开展艺术欣赏、研习活动；在参与佛教庆典、庙会等的过程中享受旅游的快乐。目前，河南各地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中，这些向深广度发展的新的文化旅游项目还远未得到开发，都尚存较大的开发空间[4]。 四、结语 当今世界，以基督教为圭皋的西方文明在全球强势传播，弘扬和培育民族文化，增强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形势严峻。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可以在广建孔子学院的同时，也像唐宋辉煌时期一样对外输出包括佛教文明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全面传播中国文化。佛教历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在中国两千年的传播史就是不断本土化、中国化并追求“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早已内化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佛教文化研究，打造现代佛教文化品牌，无疑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四个自信”的重要方面。 河南是中国佛教的发祥地，河南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东亚佛教的“根”都在河南。千百年来，佛教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并范铸着中原人内向而克制、静观而善思、封闭而含蓄的群体性格特征，源远流长的河南佛教是极佳的中原特色文化资源。提升中原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助推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的嬗变，亟须打造河南佛教文化品牌，并对河南佛教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和有效开发。

文章来源：《河南图书馆学刊》 网址: http://www.hntsgxk.cn/qikandaodu/2021/0508/12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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